趁女子醉酒意識不清醒發生性關系，是否構成強奸罪？
男子吳某通過某社交軟件，結識了同城女子陶女士，由于志趣相投，兩人在網上很聊得來。相互熟絡之后，男子吳某發現兩人離得很近，便詢問陶女士是否愿意在線下見面，一起吃個飯相互認識一下。
陶女士稍作猶豫之后，便點頭答應了。隨后，兩人相約在男子吳某家附近的某飯店見面。當兩人成功見了面后，對彼此的印象都很不錯。
而在吃飯期間，兩人都喝了不少的酒，男子吳某喝了大約五、六瓶啤酒，陶女士也喝了將近四、五瓶啤酒。吃完飯后，男子吳某以送給陶女士一個金首飾為由，將醉醺醺的陶女士帶回了自己家中。
當進入男子吳某家里后，兩人坐在客廳的沙發上閑聊期間，陶女士突然酒勁上來了，感覺頭暈目眩，迷迷糊糊地表示想要睡覺。男子吳某見狀，便將陶女士扶到自己的臥室里，讓陶女士躺下睡一會兒。
陶女士躺下后不久，便陷入了昏睡之中。而男子吳某見陶女士睡著后，一時鬼迷心竅，竟然趁陶女士醉酒，意識不清醒之際，與其發生了關系。陶女士由于醉酒的緣故，迷迷糊糊中，并未做出反抗。
當晚凌晨時分，陶女士的母親舒某見已經大半夜了，女兒卻遲遲未歸，于是便給陶女士打了個電話，打算督促其趕緊回家。而醉酒熟睡中的陶女士被電話驚醒后，隨即要求男子吳某開車送其回家。
當陶女士回到家后，母親舒某見她臉色蒼白，渾身酒氣，而且披散著頭發，神智也有點模糊不清，遂詢問陶女士發生了什么事情。陶女士聲稱自己喝醉了，記憶斷斷續續的，不知道具體發生了什么事情，只知道醒來后躺在男子吳某家里，而且身上沒有穿衣服。
母親舒某當即意識到自己女兒可能遭到了侵犯，于是便怒氣沖沖地拿起陶女士的手機，給男子吳某打電話，準備質問事情真相并討要說法。可是，卻始終無人接聽。
在多次嘗試聯系未果后，母親舒某便帶著陶女士前往派出所報了案。其后，因涉嫌強奸罪，男子吳某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，并在不久之后，被檢察機關正式提起公訴。當地法院受理后，依法組成合議庭，開庭審理了本案。
庭審上，男子吳某的辯護律師為其作了無罪辯護，當時的主要辯護理由如下：
1、陶女士曾自稱平時酒量很好，喝六、七瓶啤酒根本不會醉倒。而案發當天，陶女士總共只喝了不到五瓶啤酒。另外，兩人吃完飯后，陶女士能夠在不需要攙扶的情況下，主動跟隨男子吳某前往其家中。因此，案發當晚，陶女士并非處于醉酒不清醒狀態。
2、在兩人吃飯的過程中，男子吳某曾向陶女士提出了建立男女朋友關系，并承諾送給陶女士一件金首飾，而陶女士當時并沒有拒絕，其后還主動跟隨男子吳某前往其家中取金首飾。因此，本案無法排除陶女士屬于自愿的合理懷疑。
3、案發當晚，陶女士醒來后，不管是言語還是行為，都顯得極為平靜，并沒有表現出絲毫異常，而這也表明對于兩人發生關系這件事，陶女士是自愿的，并不感到后悔。
因為，如果陶女士并非出于自愿的話，依常理而言，醒來后定然會痛哭流涕，或者嚴辭斥責男子吳某，甚至打罵男子吳某。然而，陶女士醒來后，非但沒有上述這些行為，相反，陶女士不僅顯得極為平靜，而且還主動讓男子吳某開車送她回家。
綜上所述：案發當晚，陶女士其實是清醒自愿的，并非處于醉酒狀態，因此，本案中，男子吳某并不構成強奸罪。
然而，法院認真聽取了辯護律師的陳述意見后，結合已經查明的案件事實以及在案證據，對本案進行一番仔細審理后，最終卻依然認定男子吳某強奸罪名成立。
法院當時的主要裁判理由如下：
1、案發當晚，陶女士在警局做詢問筆錄時，呈現酒后反應遲緩、昏昏欲睡、神志不清醒、判斷能力減弱、記憶模糊呈片段性等典型醉酒特征，因此，辯護律師辯稱案發當晚，陶女士并非處于醉酒不清醒狀態，法院不予確認。
2、辯護律師辯稱陶女士平時酒量很好，據此斷定陶女士案發當晚并沒有醉酒。法院經審理認為，用被害人陶女士平時的酒量，來推斷案發時陶女士屬于清醒狀態，這種推定理由在法理上難以成立，因此，法院亦不予確認。
3、本案中，男子吳某明知陶女士醉酒，意識不清醒，防衛能力明顯削弱，處于不知反抗、無法反抗的狀態，卻依然趁機與其發生關系，其行為已構成強奸罪，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及罪名成立，法院予以確認。
4、男子吳某到案后，雖然拒不承認自己犯了強奸罪，不過，卻能夠如實供述與陶女士發生關系的事實，并未有所隱瞞，因此，其行為依法可視為自首。另外，案發后，男子吳某的家屬已經代為賠償了被害人陶女士經濟損失，并取得了陶女士諒解，陶女士亦向法院出具了刑事諒解書。據此，男子吳某依法符合從輕處罰的情形。
綜上所述：法院根據男子吳某的犯罪事實、犯罪性質、情節以及對社會危害程度，依法判決男子吳某犯強奸罪，判處其有期徒刑十個月。
1、趁女子醉酒，意識不清醒，處于不知反抗、無法反抗的狀態，男子與其發生關系，屬于強奸罪當中的其他手段之一，具有與暴力、脅迫相同的強制性質，依法構成強奸罪。
2、根據最高人民法院《關于被告人對行為性質的辯解是否影響自首成立問題的批復》中規定：被告人對行為性質的辯解不影響自首的成立。
3、刑事諒解書，是指刑事案件的受害人與嫌疑人或其家屬之間，就刑事案件的結果達成和解，而由被害人一方所出具的法律性質的書面文件，其在刑法上有著酌定從輕處罰的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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